传统史学以人类活动为绝对中心，自然至多作为背景板出现。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环境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迅速崛起，它将气候、地貌、动植物与微生物视为历史进程中积极的行动者，而非被动的舞台道具。
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当推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克罗斯比指出，1492年后新旧大陆之间交换的不仅是人与货物，更包括天花、麻疹、马匹、小麦与杂草。美洲原住民人口的剧减，与其说源于欧洲人的刀剑，不如说源于他们毫无抵抗力的旧大陆病原体。这种生态帝国主义的视角，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殖民征服的理解。
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进一步将疾病纳入世界史的宏观叙事。他提出，传染病的流行模式深刻塑造了文明的兴衰：雅典瘟疫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黑死病对欧洲封建制的瓦解、天花对阿兹特克与印加帝国的毁灭，这些事件的因果链条中都横亘着微生物的隐秘力量。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同样在近年来蓬勃发展。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以大象栖息地的南撤为线索，讲述了中国三千年间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塑造的历史。王建革对华北与江南农业生态的研究，则展示了微观的人地关系如何累积成宏观的历史变迁。
环境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人类并非历史唯一的主角。当我们把气候波动、物种迁徙、土地退化纳入视野，许多看似人为的历史事件，其实背后都有自然力量的隐秘参与。
环境史的未来，在于如何将自然史的尺度与人类史的尺度有机融合。这不是用生态决定论取代人类中心论，而是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更为辩证、更为谦逊的历史观--承认人的能动性，也承认自然条件的制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