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西方史学史，可以被看作一场关于"如何书写历史"的持续争论。
第一次转向发生在二十世纪初，以年鉴学派的兴起为标志。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反对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主张历史学家不仅要关注政治事件，还要研究经济结构、社会形态和集体心态。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展现的"总体史"视野，至今仍是史学方法论的经典。
第二次转向发生在六七十年代，新文化史的兴起将注意力从宏观结构转向微观经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通过对个案的精深挖掘，展现了普通人如何在宏大的历史结构中创造自己的意义世界。
第三次转向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史和跨民族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传统史学研究框架日益显出局限。全球史学者主张超越国族边界，研究跨区域的联系与互动。
这三次转向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历史学家越来越意识到，历史不是客观实在的直接反映，而是一种叙事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是任意的虚构——恰恰相反，正因为意识到叙事的建构性，历史学家才更需要严谨的方法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