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利玛窦抵达澳门，标志着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开端。在此后近两百年间，以耶稣会士为媒介，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和火炮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这场知识传播的规模之巨、影响之深，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跨文明交流史上绝无仅有。

利玛窦等人采取的策略是高度自觉的："合儒补儒"——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经典中的伦理思想相调和，以天文历算等实用知识为敲门砖，赢得士大夫阶层的好感与信任。这一策略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批最优秀的明末士大夫，不仅接受了西学，更成为其积极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至今仍是中国科学翻译史上的里程碑。

然而，"西学东渐"并非单向的知识输入。耶稣会士也将中国典籍带回欧洲，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从中汲取了对理性与宽容的信念。中国科举制度对欧洲文官制度的启发、儒家伦理对欧洲自然神学的影响，构成了"东学西渐"的另一条线索。

清初，康熙皇帝对西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亲自学习几何学，任用南怀仁等耶稣会士修订历法、铸造火炮。但到了雍正时期，因"礼仪之争"引发的教廷与中国朝廷的冲突，清廷最终在1724年颁布禁教令，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西学东渐"就此中断。

这场跨文明对话的兴衰，揭示了文化交流中的深层次问题：当知识传播触及到根本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差异时，技术层面的接受无法掩盖更深层的文化壁垒。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可以热情地学习西方历法，却难以接受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可以赞美中国的道德哲学，却对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持批判态度。这种"选择性接受"的模式，至今仍影响着中西文化的交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