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一封信”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远甚。但天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又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今人皆知利之可兴,而不知其害之不可胜言也。”
“这封信写于熙宁三年(1070年),是新旧党争初起时的一份珍贵文献。司马光与王安石曾是好友,在政治理念上却水火不容。司马光语气尚属平和,但“天性不晓事,而喜遂非”的批评已相当尖锐。两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为国为民”,却走上全然对立的道路。这场争论折射出的正是儒家传统中“义利之辨”的深层张力。”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远甚。但天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又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今人皆知利之可兴,而不知其害之不可胜言也。”
“这封信写于熙宁三年(1070年),是新旧党争初起时的一份珍贵文献。司马光与王安石曾是好友,在政治理念上却水火不容。司马光语气尚属平和,但“天性不晓事,而喜遂非”的批评已相当尖锐。两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为国为民”,却走上全然对立的道路。这场争论折射出的正是儒家传统中“义利之辨”的深层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