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个问题来概括二十世纪美国中国学的核心争论，那就是：应该用什么框架来理解近代中国的变迁？
1950年代到1960年代，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他所代表的“冲击—回应”模式主导了美国中国学界。这一模式的基本假设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才开始“回应”与变革。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道：“中国社会的惯性极其强大，而西方的影响则是打破这种惯性的唯一有效力量。”
这一模式并非毫无根据。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与文化压力确实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它的问题在于：它过度强调了中国历史的被动性，将中国近代化的全部动力归于外因，忽视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内部已有的变迁——例如宋明理学的转型、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精英的崛起等。
1984年，柯文（Paul A. Cohen）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系统性地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现代”二元框架。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将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回中国自身，从中国的内部逻辑出发理解其近代变迁。他主张应当研究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而不是仅仅追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现代化”。
这一范式转换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后，美国中国学界涌现了大量从中国内部视角出发的研究：关于明清社会经济的、关于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的、关于民间文化与信仰的。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一个更加丰富、更少决定论的近代中国图景。
当然，“在中国发现历史”本身也面临批评：它是否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内部决定论”——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忽视了全球性的联系与比较？今天，新一代学者正在尝试超越这两种范式，在全球史与区域研究的交叉点上寻找新的分析框架。这正是学术进步的常态：每一个新的范式都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更深入理解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