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争论便开始了。在随后的八十年间，这场争论经历了多次范式转换，每一次转换都折射出研究者的时代关切与理论立场。
第一代研究者面对的核心问题是：谁应该为战争负责？以《纽伦堡审判》为背景，早期研究倾向于将战争罪责归结于希特勒个人和纳粹政权的侵略本性。"邪恶的独裁者"叙事虽然道德上令人满意，但在历史解释上过于简单化。随后，弗里茨·费舍尔在1960年代出版的《争雄世界》引发了德国史学界的一场地震。费舍尔论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希特勒一人的疯狂，而是德国从威廉时代延续到纳粹时期的"连续性的产物"——德国统治精英的帝国主义扩张野心，早在1914年之前就已形成。
在英国史学界，A.J.P.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则在1950年代引发了一场同样激烈的争论。泰勒的修正主义观点认为，希特勒并非一个蓄意策划战争的恶魔，而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赌徒，战争的爆发更多源于外交误判和绥靖政策的失败。尽管泰勒的极端观点今天已被多数史学家放弃，但他的研究推动了学界更全面地审视战前国际体系的运作逻辑。
到了七八十年代，争论的焦点从"谁之罪"转向了深层次的结构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竞争是战争的根本原因。社会史学家则关注凡尔赛体系的脆弱性、国际联盟的无效性以及1930年代大萧条的灾难性冲击。结构主义的解释路径认为，战争不是几个人的恶意决策的结果，而是整个国际体系结构性崩溃的产物。
冷战结束后，随着多国档案的开放，新的研究更加强调全球视野和来自下层的视角。殖民地的角色、女性的经历、普通士兵的体验等被纳入研究议程。今天的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多元因果的综合性解释：凡尔赛体系的缺陷、全球经济危机、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国际秩序的瓦解、民主国家的软弱与独裁国家的野心——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将世界拖入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