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朔三年（663年）八月，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白江口（今锦江入海口）爆发了一场决定东亚未来格局的海战。唐将刘仁轨率水军与新罗军会合，与前来救援百济残余势力的倭国水军遭遇，四战四捷，焚毁倭船四百余艘。
要理解这场战役的分量，必须回溯战前十余年的东北亚棋局。660年，唐将苏定方跨海攻灭百济，百济遗臣向倭国求援。倭国视百济为传统盟友，倾举国之力出兵——这是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介入半岛事务。
白江口之战的胜负手在于水军战术。唐军战船体型庞大、阵法严整，倭军虽兵力占优，却以散阵突击，被唐军以逸待劳各个击破。《旧唐书》记载"四战皆捷"，倭军"赴水溺死者众，舳舻咽水"。这场海战的胜利，使唐朝完全掌握了半岛制海权。
战役的直接后果是百济彻底灭亡。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倭国自此放弃了对半岛的武力介入，转而向唐全面学习制度与文化，此后数百年间以遣唐使为纽带与大陆保持和平交往。白江口之战由此成为东亚从战争走向秩序的关键节点。
白江口之战提醒我们：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从来不只依赖陆地疆场的胜负。当海权与朝贡体系相互配合时，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秩序才得以确立。
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这场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海战，依然提醒着东亚各国：海上力量既可以用于征服与对抗，也可以成为维护区域和平秩序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