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之制，始于睿宗景云年间。最初是为应对边疆威胁而设的军事防御体系，节度使集军、政、财权于一身，在边境地区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安史之乱（755–763）是藩镇地位的转折点。平叛过程中，朝廷不得不授予内地节度使更多权力以换取支持。战后形成了所谓“藩镇割据”的局面——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尤其骄横，世袭节度使，俨然国中之国。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藩镇与朝廷的关系远比“对抗”复杂。历史学家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将藩镇分为四类：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
值得注意的是，东南地区的藩镇始终忠于中央，正是这些地区的赋税支撑了朝廷的运转。换言之，唐代后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种在博弈中维持的动态平衡。而这种平衡，最终在黄巢起义中被彻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