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8年，唐与新罗联军灭亡高句丽。然而不到两年，这对昔日的盟友便兵戎相见。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不仅接纳高句丽遗民、招纳百济旧部，更向唐军占领区扩张，公然挑战唐朝在半岛的权威。

唐罗战争的形态与唐对高句丽的战争截然不同。新罗军力远逊于唐，却深谙地形优势：半岛多山，交通不便，新罗以分散游击的方式牵制唐军主力，避免正面决战。唐军虽能攻占要地，却难以巩固统治——后勤补给线漫长，当地民众对新罗的认同远高于对远道而来的唐军。

更关键的是唐朝的全球战略困境。670年代，吐蕃在西线大举扩张，攻陷安西四镇，唐朝被迫将精锐力量西调。与此同时，半岛的军事行动成本高昂、收益有限，与新罗维持和平反而更符合唐朝的利益。这种战略优先级的变化，使唐朝逐渐失去继续半岛战争的政治意愿。

676年，唐安东都护府从平壤内迁至辽东，标志着唐朝事实上承认了新罗对大同江以南的统治。唐罗战争由此告终：新罗完成了半岛统一，唐朝则得以集中力量应对西线威胁。此后二百余年，半岛与中原维持着"册封—朝贡"的稳定关系，直到十世纪半岛再度分裂。

唐罗战争揭示了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当帝国的军事优势遭遇高昂的统治成本与分散的战略资源时，即便战场上未分胜负，政治的边界也会重新划定。

重新审视唐罗战争，能帮助我们跳出"军事胜败"的单一视角，看到古代帝国边疆战略中成本、意愿与时机等复杂变量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