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纪的东北亚，并非只有唐与高句丽两方的对决。至少四方势力——唐、高句丽、百济、新罗——外加不时介入的倭国和漠北的突厥，构成了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

高句丽自公元前37年立国，至唐初已立国六百余年，是东北亚最古老的政治实体之一。其疆域覆盖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占据农耕与游牧的交接地带，军事传统深厚。

百济位于半岛西南部，与高句丽同属扶余系民族。百济与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盟关系，是牵制新罗的重要力量。

新罗位于半岛东南部，在三国中实力最弱，但外交手腕最为灵活。新罗主动向唐称臣纳贡，利用唐朝的力量制衡高句丽和百济。新罗的战略是“以唐制敌”——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最终为它赢得了整个半岛。

唐太宗即位后重新评估了东北亚局势。贞观十七年（643年），新罗遣使求救，称百济联合高句丽攻占其四十余城。太宗以此为由，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亲征高句丽。

从今天的视角回望，唐与高句丽的战争不只是两国间的冲突，而是东北亚国际秩序的一次深刻重组。战争的结局——高句丽的灭亡、新罗统一半岛——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基本框架。